全國人大代表、甕福達州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質量管理部技術人員呂祖艷，是一位常年與化工材料、肥料檢測打交道的科技工作者。2月26日，全國兩會召開前夕，她的辦公室里除了各種實驗設備，還多了厚厚一沓調研材料。

 　　最近兩年，呂祖艷將目光投向廣闊的天地——從實驗室的精密儀器到山野間的生態圖譜，從土壤改良的技術攻關到野生動物的生存困境，她的履職足跡跨越了科學與自然的邊界。

 　　“我熱愛土地，也熱愛土地上那些野生的動植物精靈。”今年，經過充分走訪調研，呂祖艷計劃把《關于加強野生動物保護工作“行刑銜接”的建議》帶到北京。她說：“保護生物多樣性，既需要科技的溫度，也需要法治的力度。”

 　　“以前，我的顯微鏡下是分子結構，現在是對生態系統的‘把脈問診’，我喜歡用顯微鏡的視角去觀察大自然。”呂祖艷多年從事化工材料研發和質量檢測工作，曾參與新能源電池原材料行業標準的制定，攻克了土壤改良等技術難關。

 　　“我們企業探索采用‘以廢治廢’的磷石膏無害化處理與綜合利用技術，生產改性石膏和石膏膠凝劑，用于廢棄礦坑的生態修復，經室內試驗和工程應用驗證，修復效果好。”在試驗區，曾經因采礦裸露山體的地方，如今已被郁郁蔥蔥的植被覆蓋。而在呂祖艷的顯微鏡下，改良后的土壤里，蚯蚓與微生物正在地下重構新的生態系統。

 　　微觀世界的物質反應，放到宏觀生態大局中，就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循環。這兩年，呂祖艷的視野，也發生了改變。

 　　近年來，野生動物致害的情況時有發生，尤其是野豬備受關注。在四川達州、巴中等地的山區，野豬時常下山覓食毀壞農作物，讓村民遭受損失。這讓呂祖艷意識到，生態保護不能止步于實驗室里的數據優化，更需要直面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。

 　　呂祖艷關注了生物多樣性“熱點”區域，梳理國內典型的野生動物致害案例，發現野生獼猴同樣值得關注。不少下山覓食毀壞莊稼的獼猴，既是“保護動物”又是“致害主體”；而在四川警方偵破的特大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中，1000多只獼猴卻是“受害主體”。

 　　近年來，四川公安共偵辦各類破壞生物多樣性犯罪案件1.5萬余件，抓獲犯罪嫌疑人2萬余名，目前該類案件的偵辦數量已下降到全年300件以下。

 　　這組數據的背后，是四川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探索。四川公安機關通過加強與林草、自然資源、農業農村、市場監管等行業部門執法協作，出臺“行刑銜接”等辦法，健全部門協作機制，有效遏制了涉野生動物犯罪高發態勢。

 　　隨著生態環境越來越好，我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果令人欣喜。但與此同時，非法獵捕、收購、運輸、出售野生動物的案件仍時有發生。2024年，四川公安就偵破一起特大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。

　　“九游娛樂最近有什么新活動？”

 　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，既需要顯微鏡下的科學精神，更需要法律上的“公平刻度”。

 　　呂祖艷注意到，國內一些地方在探索建立“生態保護責任共擔”機制，“已有的成功經驗可以借鑒”。例如，以野生動物棲息地為中心，劃定輻射周邊20公里的協作區，建立補償資金池和聯合執法隊，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人與野生動物的矛盾沖突。

 　　面對新時代復雜的生態治理命題，呂祖艷草擬了《關于加強野生動物保護工作“行刑銜接”的建議》，計劃帶到北京。她的建議稿中，既有生態命運共同體的世界觀，也有破解野生動物保護難題的方法論。

 　　“捕獲一只國家二級保護動物，該對應何種處罰？野生動物毀壞多少畝農作物、造成何種后果可觸發政府補償機制？”呂祖艷建議國家層面研究制定涉野生動物案件“違法行為分級標準”，像檢測化工產品成分那樣，引入“定量+定性”雙維指標。

 　　操作層面，呂祖艷建議立足我國野生動物保護實際，及時對現有野生動物保護的法律體系進行修訂，增加“維護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”相關內容，更新相關犯罪違法行為的構成要件和量刑標準，確保刑法與野生動物保護法律法規有效銜接，減少法律適用中的爭議。同時，要明確行政違法行為認定標準，統一執法標準，確保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的銜接順暢，讓案件辦理“定性準確、過罰相當”。

 　　此外，呂祖艷還建議重視“行刑雙向銜接”，建立完善信息共享機制、聯合考核機制，把落實“行刑銜接”機制作為提高法治建設水平的重大舉措。建議司法機關加強對“行刑銜接”的法律監督，既要防止處罰過當，又要防止“以罰代刑、有罪不究、降格處理”等現象發生，努力推動形成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“1+12”的聚合效果。